我叫林晚秋，今年四十五岁，是一家医院的护士长。我与周建国的初次相遇是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。那时，我刚从卫校毕业，被分配到县医院的急诊科。他则是在隔壁机械厂工作的技术员，每天骑着一辆二八大杠经过医院门口。后来他告诉我，特意绕道就是为了多看我几眼。我们相恋两年后步入婚姻，婚后第三年，我们迎来了儿子周然。我们的生活虽然平淡，却也充实。他负责赚钱，我则在家照顾孩子、工作、做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从技术员晋升为车间主任，再到副厂长，薪资不断增加，但应酬也随之增多。

我第一次察觉到异常是在儿子上初一的那个秋天。那天我值完夜班回家，换衣服时无意中把他搭在椅背的外套放进了衣柜，口袋里掉出两张座位号相邻的电影票根。我记得电影的场次是在周五晚上七点半，而他当天声称要陪客户吃饭。我拿着那两张票站了很久，最终又把它们放回了他的口袋。也许这只是巧合，或者是他帮同事买的吧。我安慰自己道。但是，女人的直觉一旦启动，就再也无法忽视。

此后，我开始留意他的一些细节变化。他对穿着的重视增加，曾经随便穿件Polo衫出门，现如今却常常对着镜子整理衬衫领子。手机也开始设密码了，从前随意放在茶几上的手机，现在出门时总是随身携带。偶尔接电话时他总会走到阳台，压低声音。周末加班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却并未见收入有所增加。

有一次半夜醒来，我发现他不在身边，起来一看，他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机屏幕的光映照在他脸上，竟挂着我许久没见过的笑容。那种笑，曾经是看着我的样子。我在卧室门口静静看了他几秒，随后轻轻关上了门。我没有去翻他的手机，没有跟踪他，也没有找他对质。这不是因为我大度，而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。我害怕一旦揭开这层窗户纸，随之而来的将是我难以承担的后果。儿子正值初中阶段，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。而我父母年龄已大，特别是我母亲有心脏病，承受不起太多波折。至于我自己，一个月三千多的工资，仅够养活自己，根本无法给儿子提供现在的生活。

于是，我选择了沉默。在这八年中，我的体重下降了十多斤。虽然同事们称赞我保养得好，但只有我知道，那背后的辛酸与失眠。我开始频繁梦见自己站在一条急流的河边，想要渡过却发现桥断了，我只能呆立不动，无法前行。生活依旧如常。我做饭，他吃；我洗衣服，连他衬衫上的那点陌生香水味也一并洗掉。每到过年，他还是会带我去他父母家，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像一对无忧无虑的夫妻。儿子在旁叽叽喳喳说学校的事，周建国则偶尔接几句话，随后又低头看手机。

有一次我婆婆把我拉到厨房，关切地问：“建国最近是不是在外面有人？”我怔了一下，笑着回答：“妈妈，您多心了，他就是工作忙。”婆婆看着我，似乎欲言又止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好吧。”我不知道她为何会有这种感觉，或许是母亲的直觉。但她没有再追问，我也不想说。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，名叫孙丽，比我小八岁，是周建国厂里的会计，离过婚，虽然长相平常，但会打扮，说话温柔。

我见过她一次，是在厂里的年会上。那时我坐在相隔三桌的地方，远远地瞥见她与周建国并没有任何交流，但我注意到，她们使用的是同款手机壳。回到家后，我感到一种从心底涌上的酸涩，如同堵在喉咙里，令我难以自已。儿子听见动静跑来问我，我随便扯了个谎称是吃坏了肚子，而周建国则在客厅看电视，头也没回。

时间一晃八年过去了。在这段岁月里，我选择学习，报名成人本科并获得学位。我开始理财，把工资逐渐存起来，购买商业保险，为儿子存下教育基金。我还学会了烹饪、养花、跑步，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跑三公里，无论风雨。我并非是在原谅他，而是在为自己修建一座桥。梦中断裂的桥，我要用自己的双手，一砖一瓦地重建起来。儿子高三那年，周建国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眼下应酬频繁，吸烟饮酒无度，尽管四十七岁，体检报告却满是红色警告。医生劝他戒烟戒酒，他嘴上答应，却依然我行我素。我尝试劝说过几次，他总是不耐烦地说：“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”于是我放手不再干涉。

儿子考上大学的那年九月，我把他送往外地，返回的火车上我透过窗外飞逝的风景，突然感到一阵轻松。儿子长大了，我心中最大的牵挂也得以安顿。那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，我正静静地在家阅读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对方问我是否是周建国的家属，告知他突发脑溢血，现在在市中心医院急救，要求我赶快过去。